安博体育安博体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在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建设贸易强国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贸易强国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展望未来，通过不断促进贸易量稳质提、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等方式夯实贸易强国建设根基，推动我国加快成为贸易竞争力强、规则影响力强、风险抵抗力强、经济支撑力强的贸易强国。

　　无论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还是从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格局的转变来看，建设贸易强国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国内发展环境变化看，一方面，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迫切要求建设贸易强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数量红利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大、要素投入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日益凸显，基于低成本、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不断提升外贸质量效益，才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只有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走开放式创新之路，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迫切要求建设贸易强国。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量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资源的进口，既符合产业升级的需要，也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要。只有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更好发挥外贸在稳就业、强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才能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有效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国际发展变化环境看，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需要我们建设贸易强国。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少数发达国家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贸易，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增强战略自主，积极拓展经贸交往活动圈，提升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影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有利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扩大深化与贸易伙伴利益交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拉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纽带，化解风险挑战，增加回旋余地，赢得战略主动，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全球贸易面临深刻变化调整也需要我们建设贸易强国。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发达国家制造业加快回归，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国内综合要素成本上涨，叠加疫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胀加剧，部分国家债务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风险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安博体育官网，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进一步释放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增长动能，促进市场相通、产业融通、创新互通、规则联通，能更好发挥贸易对商品和要素流动的载体作用，有效提升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效率、更好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一国之所以能称之为贸易强国，在贸易竞争力、规则影响力、风险抵抗力及经济支撑力这四个方面都必须体现出强大的特质。

　　贸易竞争力要强。贸易强国的首要鲜明特征就是贸易的竞争力要强。贸易强国要求尽快实现外贸发展从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依据不同国家市场的特点来发展外贸竞争优势。同时，贸易强国必定是产业强国，贸易竞争力的大小根本上取决于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制造业竞争力的大小。因此，贸易强国的建设要能充分激发外贸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利用新技术赋能外贸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实现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规则影响力要强。作为贸易强国，不仅要具有贸易体量和科技水平的硬实力，也要拥有对重要商品国际市场的议价权，以及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制定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的软实力。贸易强国应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能够凭借贸易规模、开放水平、生产效益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对全球和区域贸易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向世界提供和推广具有本国特色的立场主张、价值理念和方案智慧。这意味着，贸易强国不仅需要中国制造、中国服务，也需要中国声音、中国方案的支撑。

　　风险抵抗力要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成为新发展阶段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要求。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逐步完善形成一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防范和应对机制，优化政府各部门、驻外机构和使领馆的沟通协调机制，要能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扎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妥善应对各种贸易摩擦，强化海外利益保护，支持企业海外维权，以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尽可能减少对外贸易受到的冲击，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平衡发展，从而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

　　经济支撑力要强。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能够充分体现一国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承载就业、提高收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衡量贸易强国的关键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国内改革开放的贡献程度。贸易强国不仅能通过满足国外高水平的需求，引导国内企业持续集聚优质生产要素，进而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也能通过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改善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供给质量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外贸加快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贸易强国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42.1万亿元，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服务贸易规模从2012年的不到5000亿美元攀升至2022年的8891亿美元，连续第9年位居全球第二。同时，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202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891亿美元，占全球FDI的份额达到14.6%，吸引外资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二，稳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增长，2022年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465亿美元，自2016年起对外投资流量占全球比重保持在10%以上，位居全球前三。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2022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所占比重达到50.9%。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逐渐成为新的外贸增长点，2022年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增速均超过60%。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逐渐兴起并加速发展，成为带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同时，出口主导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持续跃升，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不断提升。2013年—2022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额由1851亿美元增至3727亿美元，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由34.6%升至41.9%。

　　贸易布局更加多元。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贸易伙伴的关系稳固，保持良好经贸往来。同时，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有效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互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22年的32.9%。我国还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生效实施一年来，2022年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额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达到30.8%。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自2013年我国在上海设立首个自贸试验区以来，历经数次扩容、升级，截至目前我国已设立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1个自贸试验区。这些自贸试验区各自发挥不同的区位、产业优势，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大力开展制度创新，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围绕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我国深入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有效促进了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监管、综合监管等方面制度创新，对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体系，持续推进安全高效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高度重视并大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提供能力建设、技术和资金支持，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识，激发了各国的参与热情。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主动运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规则。同时，我国还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初步构建起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环境保护等新议题自贸谈判，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未来，我国要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必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促进贸易量稳质提，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增强贸易竞争力、规则影响力、风险抵抗力和经济支撑力。

　　促进贸易量稳质提。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RCEP域内国家为重点，加强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韧性和黏性。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着力提升货物出口的附加值，打造品牌、质量、技术、服务新优势，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重点培育和提升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竞争力。

　　培育外贸新增长点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大力扶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强化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保税维修、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带动出口的功能，积累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数字贸易主体，建设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推进跨境电商业态升级，促进贸易数字化进程，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

　　持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深化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扩大地方改革授权，增强政策实施协同性。尽快出台并逐步合理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减少各种货物、服务跨境流动面临的隐性壁垒，有效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效率。

　　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积极推动与日韩、以色列、挪威、海合会等的自贸区谈判，共同主导贸易规则的创新和变革，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制度规则。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步伐，在高铁、数字贸易等领域，将我国优势规则向国际推广，促进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深入拓展标准化国际合作，加快推进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推动标准化协同发展。

　　陈彬：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分析、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发展研究等，多次参与国家外贸有关重大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