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习在向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服务贸易创新探索与实践，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区域分布、行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仍面临一定压力和挑战。

　　近年来，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服务业企业不断优化生产和消费方式，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迈进，三次产业融合持续加深，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持续增长。但也要注意，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的质量和竞争力仍面临程度不充分、水平不均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区域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贸易，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当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仍呈现出较为突出的不均衡情况。《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1年，东部地区服务进出口占全国服务进出口的87.7%，占据主导地位。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关，主要受到服务业基础较薄弱的限制，导致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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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结构有待优化，传统服务贸易占主体地位安博体育官网，数字贸易等新兴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仍然较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运输、旅行行业进出口一直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领域。相比之下，虽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速明显，但比重始终未超过服务进出口总额的一半。随着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我国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占服务进出口总额比重仍然较低，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特别是从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我国数字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远低于货物贸易出口比重，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服务贸易领域内的准入限制仍然有待放宽。目前，我国已全面开放一般制造业，但服务贸易领域负面清单仍较长，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前提下，准入限制需进一步放宽贸易。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作为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首张负面清单，列出针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其中金融业限制措施为17项，仍高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金融负面清单中各成员国限制措施的平均水平。

　　现有服务贸易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不够。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程度不够，如数字贸易领域中，以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都涵盖了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数字贸易中的重点议题，DEPA还囊括了诸如数据创新、人工智能等在内的其他自贸协定未涉及的新兴数字经济议题。但我国更多聚焦在跨境数据流动等部分数字贸易议题，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精准性不高。

　　顺应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推动形成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的营商环境，主动作为、深入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积极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发挥重点城市群服务贸易的协调带动作用。首先，借鉴发达国家数据治理政策，发布数据安全规章制度，打造公共数据基础支撑平台，从国家层面将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数据管理职能进行相对集中的管理，打破要素之间的跨区域流动障碍。同时，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其次，发挥重点城市群服务贸易的协调带动作用，依托京津冀城市群带动环渤海地区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依托长三角城市群促进长江经济带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引领港深、广佛、澳珠联合联动发展，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带动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开放发展，从而改善服务贸易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最后，鼓励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服务外包中心，加快建设内陆开放新高地，引导服务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实现东中西部合理分工、协同联动发展。

　　推动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快发展新兴服务贸易。一方面，完善我国数字贸易促进政策，推动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数字技术贸易，加强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服务贸易限制，提升服务可贸易性，如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线上支付、数字金融与保险等领域，积极支持旅游、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行业开展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培育服务贸易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合服务贸易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轻资产的服务贸易企业贷款抵质押物范围。推动知识产权、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贸易发展，拓展专业服务国际市场。推动数字贸易健康发展，深度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和关键诉求，在充分尊重参与国自主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探索其与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对接的可能，通过双边或区域对话方式不断深化数字贸易合作。

　　持续完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我国各省市、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可基于自身开放程度、发展水平等特点，压缩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同时，通过试点对接“棘轮效应”，确保各地区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开放程度只进不退，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但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服务领域，如金融、文化服务领域，建议采取分类分级管理原则。此外，加快出台自贸试验区和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更大范围内实行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新模式。

　　加快探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是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符合我国改革方向、具备开放意愿和开放能力的服务贸易类条款，应最大幅度予以调整和接受，尽快研究出台面向全国的制度体系。二是对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与我国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环境不相符或者短期内改革难度较大、开放能力较弱的服务贸易类条款，可先在有基础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尽可能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最后逐步推广，从而为我国加入CPTPP、DEPA谈判积累规则对接的经验。三是我国需要高度关注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未来发展趋势，用前瞻性的视角向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推进，避免与国际规则前沿动态脱节。对于与未来发展趋势一致的条款内容，即使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对我国服务业产生一定负面冲击，但只要这些负面影响可以预判且在可控范围内，就可鼓励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开展先行先试，从而扩大我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而对于与我国政策环境相悖、与发展阶段相冲突的条款内容，相关部门也应尽可能制定合理的对策预案。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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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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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