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难以摆脱“世界工厂”式的贸易方式。因而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相应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而能源及环境容量的稀缺性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正因为如此，节能减排已被确定为约束性指标，协调对外贸易与节能减排工作成为实现党的报告所提出的“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编制1987～2006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一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成本：评估与对策研究”，就贸易对我国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贸易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出口对节能减排的不利影响迅速扩大，远远超过进口对节能减排的有利影响

　　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十分迅速。出口带来的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即出口含污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从1987年的96．59Mtce（百万吨标煤)增加至2006年的800．61Mtce，增长了7倍多。CO

　　的出口含污量从51．85Mt-C(百万吨碳当量)增加到368．96Mt-C，增长了6倍多。SO

　　的出口含污量从118．96万吨增加到813．77万吨，增长了将近6倍。COD的出口含污量增长幅度略低一些，从109．34万吨增加到245．74万吨，但也增长了1倍多。随着出口带来的能源消耗量和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逐年增大，它们在全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费和对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的比重也持续上升。2006年，它们都已超过或接近30％。

　　尤其是加入WTO以来(2002～2006年)，我国出口的增长幅度、出口带来的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增长幅度，及其在相应的全国生产部门能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中比重的增长幅度，均远远超过这些指标“入世”以前的增长幅度。例如，出口带来的能耗从2002年的324．87Mtce骤增至2006年的800．61Mtce，4年内共增加了475．77Mtce，年均增长25．30％，分别超过其前15年(1987～2002年)的总增幅(228．25Mtce)和年均增长速度(8．42％)。

　　1987~2006年，进口“节约”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即进口含污量)也有所增加。其中，节约的能源消耗量从1987年的l32．01Mtce增加至2006年的598．95Mtce，增长了3倍多；节约的CO

　　的排放量从74．35Mt-C增加到254．80Mt-C，增长了2倍多；节约的SO

　　排放量从155．72万吨增加到591．35万吨，也增长了2倍多；而节约的COD排放量的增长幅度则要低一些，从95．90万吨增加到141．02万吨，增长了不到一半。进口含污量的不断增加表明，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为我国的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将出口对节能减排的不利影响与进口对节能减排的有利影响相比较不难发现：l987年，能源、CO

　　的出口含污量均小于相应的进口含污量。它们的净贸易含污量分别为-35．42Mtce、-22．50Mt-c、-36．76万吨，分别相当于当年全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耗、CO

　　排放总量的4．93％、5．36％和3．54％。因而总体上而言，1987年，贸易有效地节约了我国的能耗、CO

　　但是，1987年之后，由于能源和各种污染物的出口含污量增长幅度超过相应的进口含污量，从而导致净贸易含污量迅速增加。尤其从2004年起，上述4种物质的净贸易含污量不仅都已转为正数，而且其数额快速飙升。2006年，各种物质的净贸易含污量，相当于全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耗或相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都达到了10％左右。这意味着近年来贸易对节能减排的综合影响已从有利影响转为不利影响。

　　进一步从我国的环境贸易条件(即单位货币价值出口额所含能耗或污染排放，与单位货币价值进口额所含能耗或污染排放的比值）来看，1987年除COD的贸易条件高于1外，能源、SO

　　的贸易条件介于0．73～0．80之间。这说明我国每出口价值1元的产品所引致的能源消耗以及SO

　　的排放量，相当于每进口价值1元的产品所节约的能源或减少的污染排放的70％～80％左右。显然，当时我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总体上是具有明显优势的。

　　和COD的贸易条件值都有明显的增加，分别达到0．83、0．81、0．87、1．28。这意味着，l987～1992年我国的环境贸易条件发生了明显的恶化。l992～2002年，能源、SO

　　的贸易条件值有所增加。因而，这一时期不同物质的贸易条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的贸易条件值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发展态势，到2006年都已超过0．90，且CO

　　的贸易条件值已经接近于1。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单位价值产品或服务所包含的能耗、SO

　　排放量，与进口单位产品或服务已经比较接近。2006年，COD的贸易条件值仍维持在1．19，即单位货币价值出口产品或服务的COD含量仍明显高于进口产品或服务。因而可以说，1987年以来，我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总体上在不断恶化，而“入世”以来恶化得更快。

　　粗略来看，贸易对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可以看成是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技术进步这3项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妨分别称之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而近年来贸易增长之所以与节能减排发生冲突，其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出口规模扩张过快有两层含义：一是出口规模相对于出口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而言扩张过快，导致出口对节能减排影响的规模效应远远超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二是出口规模相对于进口规模而言扩张过快，导致出口对节能减排的不利影响超过进口的有利影响。

　　研究表明，不考虑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保税仓储转口贸易两种方式的贸易额，按2002年价格计算，2002～2006年我国的出口总额已经从30562亿元增加至79778亿元，增加了1．61倍。安博体育APP而从出口结构变化来看，除个别行业外，多数行业在出口中比重的变化幅度均小于1个百分点。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上述3个因素的影响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2002～2006年，出口规模的增长导致能源消耗量、CO

　　和COD排放量分别增加了535．16百万吨标煤、320．63百万吨碳当量、581．95万吨和251．88万吨。

　　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绝大部分行业的出口能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强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出口规模增长带来的能耗和各种污染物排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根据因素分解的结果，2002～2006年，技术进步理论上使与出口相关的能源消耗量、CO

　　和COD排放量分别下降了66．87百万吨标煤、150．78百万吨碳当量、129．57万吨和162．54万吨。

　　而出口结构的变化仅使与出口相关的COD排放量分别下降17．25万吨；且使CO

　　排放量分别增加7．48百万吨标煤、5．31百万吨碳当量和7．22万吨。相对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而言，结构效应显得非常小。

　　和COD排放量。这是因为进口规模从2002年的2538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4614亿元，仅增加了29234亿元，远远小于出口规模的增长幅度(49216亿元)。

　　正是由于上述规模效应明显高于相应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从而导致出口带来的能耗和各主要污染物排放快速增长，并最终导致出口对节能减排的不利影响明显超过进口对节能减排的有利影响。

　　出口结构优化缓慢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出口结构优化相对于出口规模扩张而言过于缓慢；二是出口结构优化相对于进口结构变化而言缓慢，导致进口结构与出口结构整体趋同，从而使我国环境贸易条件的明显优势不断消失。

　　相对而言，出口含污量变化中的结构效应非常小，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结构整体上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例如，根据各行业出口能源强度的大小，将研究中划分的26个行业按降序排列。前9个行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核燃料及煤气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金属矿采选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可以视为高耗能行业，后8个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建筑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可以视为耗能较低的行业。2002年，高耗能行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15．33％；2006年，这些行业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14．75％，只下降了0．58个百分点。而它们的出口带来的能源消耗，占总出口带来的能源消耗的比重则略有增加，从2002年的29．18％上升到2006年的30．96％。

　　个别能耗较低的行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另一些能耗较低的行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则有所下降，因而低能耗行业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整体上也变化不大。2002年它们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52．48％，2006年略降至51．14％。

　　从进口方面来看，2002～2006年，高耗能行业进口的比重从26．52％下降至22．82％，下降了3．7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出口中高耗能行业比重的下降幅度。与此同时，与出口中低耗能行业的比重略有下降截然不同的是，进口中低耗能行业的比重从41．69％上升至48．15％，上升了6．46个百分点。正因为如此，2002～2006年，出口的行业结构和进口的行业结构呈现不断趋同的变化趋势，而这也导致我国环境贸易条件的明显优势逐渐消失。

　　上述分析表明，近年来出口与节能减排的主要矛盾，是出口规模增长迅速而出口结构变化缓慢。我国的出口结构总体上之所以变化不大，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强化，我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只能处于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且“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从而导致我国一时还难以摆脱“世界工厂”式的贸易发展模式。

　　事实上，比较出口与内需(消费、投资)的能源或污染密集程度可知，二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出口对我国能耗和污染排放影响的持续增强，并不是因为出口产品或服务的能源或污染密集程度高于内需，而是因为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而导致出口引起的能源消耗量和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在全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耗或污染排放总量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因此，我国不仅是出口增长方式粗放，而且整体经济增长方式也粗放。

　　从进口方面来看，进口规模变化是决定进口对我国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节约力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进口规模的增长远低于出口规模的增长，从而导致进口对我国能源和主要污染物的节约力度，显著小于出口对我国能源和主要污染物的消耗力度。这一方面有我国自身的原因，如一些产品产能过剩，而国内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当前全球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紧张，而环境意识不断高涨。

　　具体来说，就是在发达国家的先行发展过程中，全球廉价的矿产资源和环境要素已经被大量消耗。因而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能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轻易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环境容量，而且发达国家还动辄以环境保护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施加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即通过进口实现节能减排固然有潜力可挖，但其中的挑战和压力极大。

　　贸易与节能减排的冲突关系还表现在环境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表面来看，环境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是出口产品结构中能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重相对于进口产品有所上升，而更深层原因则在于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还比较薄弱。因为贸易对一个国家环境质量的多方面综合影响的方向和力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环境规制力度。

　　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薄弱主要表现为环境要素价格十分低廉甚至没有价格，因而与节能减排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不能有效地成为生产者的决策约束条件，使我国的能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从而不能很好地约束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扩张，并明显优化贸易结构，使能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相对进口不断上升，最终导致我国环境贸易条件恶化。

　　上述分析说明，当前我国的贸易增长与节能减排存在冲突。而协调贸易与节能减排的关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降低出口规模或扩大进口规模。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思路在于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如党的报告所指出的，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由于不断采取扶持和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以及积极引入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模式，近年来我国的技术进步非常明显。快速的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出口的碳排放强度，从而十分有效地抑制了出口规模增长带来的潜在碳排放增长量。这意味着我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出口为我国自身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是控制出口对节能减排产生负面影影响的关键途径之一。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政府对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下调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2007年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也限制了外资进入“两高一资”行业。从长远来看，实施相对严厉环境政策的国家将受益于环境质量的提高，严格一些的环境政策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因为它促进了创新和效率。这些利益将远远超过短期内的损失，因而，这些政策措施不仅将有力地改善贸易对我国节能减排的影响，还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