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29年的一篇文章里，包令提出改革东印度公司的行政组织，希望在管理组织里拥有一半欧洲人一半亚洲人，

　　不过，在几年后结束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调查时，包令认为懒惰是东方国家的国民性，还提议扩大欧洲尤其是英国商人在海外的数量和影响力，英国政府是最适合管理殖民地的机构。

　　显然，“懒惰”之类的词语不过是文明论大辞典中增加了另一个东方主义的词汇。

　　包令还认为，自由贸易是帝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是文明得以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英国作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帝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交往以此教化其他国家，正是因为它建立了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殖民地和领地。

　　甚至于包令还认为英国的帝国统治比古希腊罗马更为稳固，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商业贸易而不是军事征服基础之上。

　　当然，包令作为实际参与交往的中层力量，自然会自觉地认为他负有传播自由贸易理念和教化其他国家的使命，甚至于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达成这一使命。

　　经巴麦尊的帮助，包令获得了英国驻广州领事一职，他的任务“落实双方的接触”。

　　当年4月，包令到达广州，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但是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写给其子的信中，包令抱怨广州对外国人如同监狱，“欧洲人被囚禁在商馆里，面前只有河边的两座花园”。

　　包令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未遵守甚至于破坏《南京条约》的规定，例如其要求在广州城内会见地方官员的要求被拒绝；中国地方政府打交道困难重重。

　　他在写给科布登的信中忍不住问道，如果我们与中国的条约规定我们能够进入中国政府的办公场所、会见这些官员——显然我们不能——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种沮丧与挫败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打击了他试图借助条约在中国推行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贸易的教化作用，迫使他不得不考虑采用更为强硬的态度与做法，甚至于武力。

　　在1850年视察了另外四个口岸城市后，包令建议改革口岸城市对外贸易的监督机制。

　　在1852-1853年间，包令先后前往锡兰和印度，意识到对华贸易对印度财政的重要性，他表示，

　　“最终的解决手段是将对华贸易合法化，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致力于完成的目标”。

　　此后，安博体育网址以武力解决英国对华贸易问题以及提升英国商人群体的影响力成为他在对华政策上的主要目标。1854年，包令接替文咸担任第四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商务总监。

　　在包令担任香港总督期间，也受英国政府指派作为英国驻日本、暹罗、朝鲜和越南的代表。

　　1855年，包令前往曼谷，与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签署了《包令条约》，规定英国人在暹罗有居住、贸易自由和购买土地房屋的权利。

　　英国可以在暹罗设立领事馆，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货物进口税率不超过百分之三。

　　《包令条约》确定了外国外交代表驻扎曼谷、领事裁判权以及旨在打开暹罗市场的国际贸易准则，建立了已存在于奥斯曼帝国、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相似的半殖民地体系。

　　正如1838年《巴尔塔·李曼条约》之如奥斯曼帝国，1842年《南京条约》之如中国。

　　自由贸易的主张通过条约得以表达，将欧洲国际法的惯例与外交准则带到了暹罗。包令在亚洲诸多国家的游历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寻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在埃及、中国和暹罗的任职经历，尤其是在东亚各国担任的外交职务，是英国在亚洲的炮舰外交政策的生动注脚。

　　与奥斯曼帝国的往来为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如何处理与庞大的、非基督教的欧亚大陆上的国家政府关系的模型。

　　这一模式后来被运用到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中，并依次成为列强与暹罗、日本签订条约的基础。

　　包含外国的法律特权，由外部力量强加的自由贸易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能力与意愿等内容在内的半殖民地体系对这三个国家非常适用。

　　同时也是英国在这三个国家所行政策的共同起点。包令的自由贸易理念为英国在亚洲地区广泛运用不平等条约扩大域外管辖奠定了思想基础。

　　帝国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管辖权以制衡专制主义这一目标催生了一系列的法律变革与冲突，管辖权问题成为十九世纪国际法的“英国时代”中大英帝国法律秩序建构的核心议题。

　　当然，这一议题的展开自然是要回答“什么人、什么事在核实处于哪个机构的法律权力之下”这一关涉殖民扩张中核心法律问题。

　　具体来看，就是“帝国主权权力的范围、殖民地的立法权限以及英国法中的哪些部分可以扩展适用于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外的区域等”。

　　简而言之，就是强化帝国法律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统治区域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外交和军事成为完成这些任务的辅助手段。

　　“领事们高调地要求，统治者以他们所认可的方式行事，有时甚至以陈列于海岸的坚船利炮相威胁”。

　　“英国官员们有意识地将法律改革精心设计为一个既能适用于殖民地，又能对处于帝国之外的人员和领土主张帝国合法权利的方案”。

　　构建帝国殖民秩序和维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管辖优先权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域外管辖法》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法律冲突而言，专制主义、程序正义以及文明等成为在“帝国边界之外推行管辖权帝国主义的正当性”的重要理由。

　　就法律冲突而言，频繁发生的民事与刑事纠纷，不仅成为战争的导火索，而且也为条约解决帝国边界之外的管辖权问题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当然，对于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国而言，安博体育网址即便与英国的殖民地面临不同的情形。

　　“管辖飞地”的形塑也大致归因于内外两种因素。原本借助于公司在黎凡特地区和中国保持存在的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在垄断贸易时代向自由贸易时代的过渡中，依照皇室优先权和议会法案获得的贸易垄断权先后以立法形式予以废除，

　　这种填补的内容与形式包括依旧保留公司管理贸易与人员的权力，建立正式的司法机构等。

　　只不过，这些设想与设置真正得到实现与具体实施，既缺乏一个良好的契机，又无法在帝国法律体系中寻找明确的依据。

　　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间以单方让与协定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和清朝的行商贸易体制。

　　英国在传统东方国家的域外管辖问题真正经受挑战，始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黎凡特公司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先后被废除。

　　黎凡特公司依据章程和单方让与协定所建立起来的类似国家管理的制度体系也逐渐瓦解。

　　原本承担着管理在土耳其的英国人之责的大使和领事，其性质也从公司人员和商业性质转变为公务人员和政治属性。

　　在这一过程中，以单方让与协定和章程奠定的管辖权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在公司解体之际，领事的管辖权问题成为法律帝国构建的重要环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